与知青前夫分开48年，去世前送我一套26㎡房产，我只想再抱抱他

作者：肖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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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人生最悲伤的一刻，曾经那个183公分身高，200斤的壮汉，此时瘦弱的只有110斤，对他来说，活着是煎熬，对我来说，他活着是心酸，当年要不是我的满不讲道理，也许就不会分开48年，要不是我爸爸的强硬态度，也许他就不会回到北京，我们共同的孩子，已经50岁了，可他心里有恨，不愿意见他父亲最后一面。”刘丽花哭着说着，在她的身边，是前夫康鸿文的妻儿子孙，但此刻，刘丽花的行为没有人阻止，反而都在擦拭着眼泪。

整整48年，刘丽花活在痛苦当中，对于前夫，她心里是不舍的，在刘丽花心里，前夫和自己一直都是相爱的，哪怕最后因为自己的不讲道理离婚，可依旧彼此相爱着。后来她也想明白了，像康鸿文这样有志向的男人，不适合呆在乡下，不适合当一名教师，而是应该向着更远的地方奔赴。

这次来北京，是刘丽花第一次进京，因为前夫在这座城市生活，几个儿女都不愿意让刘丽花到北京，一是担心母亲想起故人；二是在大儿子心里，父亲是一个极不负责任的男人，没必要相见。

刘丽花也没想到，前夫与自己分开48年，却还在去世前惦记着自己，还一定要把自己请到北京见最后一面，更让刘丽花没想到的是，在寸金寸土的北京，康鸿文还送给自己一套房子，纵然只有26㎡，但却是自己努力一辈子都买不起的。

康鸿文离开陕北返回到北京后，刘丽花也选择改嫁，还生养了三个儿女，也就是说刘丽花一辈子生养了四个孩子。

以下是来自刘丽花的讲述：

1967年的时候，我才16岁，只读过两年小学，但这一年注定不平凡，听二叔说村里要来北京人，对于他们来这里做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二叔也只是说是上面的安排。当时是腊月间，老家陕北已经下过十几场雪，山顶上光秃秃的，被白雪覆盖着，最远处的山头上，有一棵杜梨树，骄傲的矗立在山头，任凭风吹雨打。

陕北的冬天天黑的早，不到六点钟就伸手不见五指，但在此时，村里人都兴冲冲的往村口走，有人提着路灯，也有人打着火把，火把是蓖麻油做成的，很亮堂，嘈杂的声音，也吸引了我，和父母一起跟着人群走去。

快到村口的时候，二叔刘二元赶着骡子车回来了，车上坐着几个年轻人，后面还有一辆车，是我大伯刘大元赶着牛车，不紧不慢的走着。

这时候，在人群中传出一阵信天游，不用说，这肯定是爱热闹的刘喜涛在唱陕北民歌，他喜欢这样的场合，虽然年纪不大，但辈份比我大，我常喊他‘喜涛’爷爷。随着二叔走近，在众多火把的照耀下，我看清了车上坐的人，几个看上去和我年纪一般大的年轻人，他们穿着崭新的衣服，但在夜晚，分不清是什么颜色。

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了大队部院子，这里原先是村小学，只不过此时已经荒废五六年，大队部就从大伯家搬到了村里的小学。

大伯让众人帮忙搬行李，当晚知青就住在大队部的，因为提前没有安排住的地方，所以只能先讲究一晚上。等到把行李搬到窑洞，二叔让众人站成对立的两排，开始了演讲，大伯介绍了这些北京知青是来帮助我们的，以后会在一起参加劳动，让大家互相照料着点。

此时二婶吴晓鹅已经做好了饭菜，是猪肉粉条豆腐大烩菜，还有几个白面馍馍，当我看到白面馍馍的时候，忍不住咽了口唾沫，这在当时是稀罕物，要不是逢年过节或者过生日，基本上是吃不到的。

吃罢饭，二叔让众人回去，好让知青早点休息。

第二天一大早，村里那口破钟就被敲得叮当响，这个钟声响起，一般是社员要开会，爸爸放下碗筷，赶忙穿好鞋子下了炕就往大队部赶去，我也想看看热闹，跟着爸爸去了，到了大队部才知道，今天早上开会就两个意思：一是给知青安排住宿，二是把知青分到各个生产队。

我们村四个生产队，但知青来了五个人，幸运的是我们家在四队，老年人多，就分了两名知青，一个叫康鸿文，另外一个叫张雪丽。

而住宿这块，男知青住到了大伯家，女知青则是住到了我家，也就是张雪丽从此之后，和我在一个窑洞住。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看见人群中个头最高的康鸿文，他炯炯有神的眼睛，很有威慑力，当时已经19岁，比我年长两岁，沉默寡言，但就是在人群中，彼此多看了一眼，让人害羞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来年开春，大家要忙着春耕，康鸿文个头高，力量也大，干起活来不输公社的老把式，这让全村人津津乐道，不到半年时间，知青们就和村里人打成一片，大家也都互相调侃着说“北京知青不得了，下地干活手还巧”。

就这样过了两年时间，我19岁，父亲给我介绍了几个对象，但都没看上眼，而我和康鸿文，眉来眼去，被张雪丽看出来了，就自告奋勇的要做媒人，就这样，我和康鸿文成了对象关系，不过在当时，这种事情并不被所有人看好，我父亲更是如此，只想把我早点嫁出去，说我已经19岁了，再不嫁人，以后找对象都困难。

可我和康鸿文深爱着，谁也不能拆散，到了1971年的时候，康鸿文要去公社的小学教书，而我舍不得他离开，康鸿文也不想辜负我，就和我结婚了，但那个时候，我和康鸿文还是分居状态。

没多久发现自己怀孕，恰好在这个时候传出康鸿文和小学的另外一名女知青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这让我心里很吃醋，没事就去学校，结果引发我和康鸿文的矛盾越来越严重，父亲更是让康鸿文回到村里当一名庄稼汉，但康鸿文是有志向的人，说什么都不肯。

对于整个刘川河村的人来说，我和康鸿文的婚姻就是一场闹剧，即使我生下一个儿子，还是不被看好。

事实证明，村里人说的是对的，康鸿文当时要回北京，却不想带着我，爸爸一怒之下，让我们离婚了。后来从张雪丽处得知，康鸿文是想把工作落实了就接我回去，而我心里想着是他回去和那个女知青要在一起，所以也不愿意跟着回去。

在1975年的时候，康鸿文回到了北京，而我和5岁的儿子留在了老家，因为此时我们已经离婚了，他没有带走儿子，这并不奇怪，我也不想毁了他的人生。

后来我改嫁，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不嫌弃我带着孩子，愿意和我在一起，我也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日子就这样平平淡淡的过了一辈子，谁能想到，突然有一天来了电话，是康鸿文后来娶的妻子打来的。

当我在电话中听了康鸿文妻子的话，马上动身前往北京，原本是希望大儿子陪着我去，但儿子对亲生父亲心中存有恨意，并不愿意见最后一面。

我是被侄子带到北京的，在医院见到康鸿文的时候，他瘦的皮包骨头，以前有着两百斤的体重，他妻子说现在只有110斤，刚去的时候还有说话的力气，当着他妻儿的面，交代了后事，送给我一套房产，只有26㎡那么大，对我来说，千金也难买曾经丢失的爱情，我只想陪他最后一程。

我在北京住了十多天，康鸿文离世了，那一刻，不知道是解脱还是感觉不到伤心，我没有要他给的房产，毕竟离婚这么多年来，儿子也从来没有管过，早已习惯这种被冷落。

回到老家后，老伴也没有说什么，只是让我别太伤心，那一刻，我的心里是暖的，因为二婚老伴，对我一辈子都很体贴。